目前，国内生物质发电行业的主流发电模式主要有两类：农林生物质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其中，前者是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也是解决北方个别地区大量秸秆焚烧导致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后者则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对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状况，解决“垃圾围城”等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由于密切关系民生问题，生物质发电行业历来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年度管理方案迟迟无法出台的事情，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发生。
要想弄清楚此次事件的原委，还得从今年1月份说起。彼时生物质发电行业的管理权限从国家能源局划转至国家发改委，今年的生物质发电行业规模管理方案随即由后者负责研究制定。在外界看来，这本是一次普通的“职责重新划分”，但就在这一看似不该有什么争议的“工作交接”中，双方存在的以下分歧却导致了生物质发电行业“没人管”的局面：作为新任管理者，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希望只管“增量”、不管“存量”，即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以2020年1月20日为分界线，此前项目管理权仍归国家能源局，此后项目则归国家发改委管辖；但国家能源局对此予以明确拒绝——“要管就全部拿走，新官不能不理旧账”。双方因此各执一词，僵持不下。
双方的纠结之处在于新能源发电财政补贴额度。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发布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生物质发电新增项目年补贴需求至少为38亿元，而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的“摸底”数据更是高达45—50亿元，这两个数字均远高于国家财政部能够支付的补贴上限。面对巨大补贴缺口，不论是谁，都意识到“此事不好管”。“烫手的山芋”没人愿接。此时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试图“将管理权还给国家能源局”，后者则是坚辞不受。争执之下，年度管理方案自然不可能顺利出台。
为官避事平生耻。虽然双方的考量各有道理，也各有难处，但这并不能成为“踢皮球”的理由。临难不避，及时解决问题是行业主管部门的分内之事。如今，管理方案的久拖不决已经给行业带来消极影响，这也完全违背了通过制定行业年度管理方案引导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初衷。
目前，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已经超过2200万千瓦——相当于一个“三峡电站”。从这一数字来看，行业规模已经非常可观，但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生物质发电发展潜力仍然巨大，且从垃圾处理、大气污染治理及农民增收等方面讲，生物质发电有其难以替代的综合效益和发展优势。另外，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发展现状与高质量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农林生物质项目发电成本高、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难等“短板”突出，这些发展“瓶颈”的解决，都离不开行业主管部门的引导扶持、举旗定向。在此背景下，敢于、善于接下烫手山芋，才是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所在、使命担当。
